对于他，很多人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又怎能忘，怎敢忘！今天，我们来揭秘“国产土专家”不为人知的故事。
1926年，于敏出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五年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正式开始，继而华北沦陷，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于敏12岁那年，差点儿遭到一辆日本军车碾压，这让少年时代的于敏愤怒不已。但是于敏清楚地知道，没有实力的愤怒只是匹夫之怒，这件事更加强了他立志报国的决心。
不幸的是，于敏高二的时候，父亲卧病在床，家庭顿时陷入困境。自助者天助，于敏同学的一位父亲看到他聪明勤奋施以援手，这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在大学期间，于敏更加努力刻苦地学习。由于没有路费，他寒暑假也从不回家，经常一个人去山上安静地看书。
于敏原本就读于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是他发现自己沉思好静，喜欢刨根问底的性格并不适合，于是转到了理学院的物理系。然而，这不是于敏的第一次转专业。
三年后，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随后于敏在读研的时候成为北大理学院院长张宗燧的研究生。
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对学生要求极高讲课。从头到尾用英文，内容更是深奥难懂。
在一次代数考试中，由于试题极难，数学系的平均成绩竟然不足20分，而有一张成绩单，几乎轰动了整个北大校园：于敏，100分！
于敏超强的记忆力，超群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曾让整个理学院为之惊叹。就连导师张宗遂也说：“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这个研究所虽然1950年才成立，但是里面可是卧虎藏龙。所长正是被周总理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副所长是王淦昌和彭桓武。当时，这里集中了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
于敏同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等8人，一同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几乎全靠自己。在研究所短短数年间，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精髓，还写出了多篇重量级论文，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对方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那所大学毕业的？”于敏幽默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对方大为惊叹，称赞于敏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由于整日埋头科研，于敏一直没有机会谈恋爱。在姐姐的安排下，于敏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孙玉芹 。一年后，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几百倍。在抗美援朝期间，麦克阿瑟甚至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随后苏联和英国也研制出了氢弹，彼时，悬在中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是美苏的霸权主义，更有和氢弹两大块乌云。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岌岌可危的国际环境，提出：要有，氢弹也要快。
所以就有了1961年那次改变于敏命运的谈话，钱三强直言不讳问道:“经院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那时，三十多岁的于敏已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有了一席之地，转行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而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人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但他仍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于敏说：“那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派军舰带着核武器来我们近海。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
从那时起，于敏和他的核事业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开始了被“雪葬”的生涯。“国产土专家1号”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从此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论文！
那时，世界上只有英美苏三国成功研制了氢弹，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研制氢弹，中国完全是从一清二白开始的，怎么造氢弹，谁也不知道。当时法国也在搞氢弹研制工作，面对国际竞争与技术封锁，于敏承受着巨大压力。
为了尽快研制出氢弹，于敏，邓稼先、周光召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采用学术民主的方法，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上台讲，专家集中讨论。
正在于敏和小组苦苦探索的时候，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
正当举国欢庆之时，周恩来立即部署：“五年内研制出氢弹太慢了，一定在1968年之前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这时距离总理指示的实验时间，只剩下短短四年。
于敏和同事们迎难而上，通宵达旦地昼夜奋战。然而，氢弹的设计毕竟是非常困难复杂的，一条条的途径被提出来，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直到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才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了验证方案是否行得通，于敏带领三十多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开始了著名的“百日会战”。
上海有当时中国仅有一台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然而，95%的时间要先保证设计的运算。于敏带着他的团队就利用这5%的运算时间，甚至还用上了算盘、计算尺这些工具。
于敏尝尝把自己埋在在堆积如山的纸带和密密麻麻的数据里，苦苦探索着。由于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需要人为辅助以减少机时损失。于敏常常半跪在地上，紧紧盯着计算机吐出纸带上的数据，生怕漏掉一点有用的信息。
苦心人，天不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后，他立马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次日，邓稼赶赴上海听取了相关汇报，并在嘉定的一个小饭馆里自掏腰包摆下“庆功宴”，以螃蟹来犒劳这些勇于初尝氢弹原理第一只螃蟹的人们。
1965年9月至12月，经过苦苦100多个日日夜夜鏖战，于敏和同事们终于打破了西方垄断，形成一套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设计方案。
核试验场远在遥远的大西北，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夹杂砂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有。特别是在冬天，气温甚至达到零下30℃，茫茫戈壁，陪伴他们的只有呼啸的大风…...
生活上的艰苦咬咬牙就能克服，可时时刻刻压在人心头的苦却难以言说。在一次核试验前，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鼓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在电视剧《功勋》中，于敏多次晕倒，这不是艺术夸张而是真实事件。由于过度劳累，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7 年6月17 日，沉寂的大漠腹地上空升起了一颗极为壮观的“太阳”，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用时6年3个月英国用时4年7个月，法国用时8年6个月。
仅用五年不到的时间，在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的情况下，于敏和科研人员们硬是靠着独立自主，战严寒，斗风雪，凭借不屈不挠的毅力，挺立起新中国不屈的脊梁。
于敏和团队圆满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因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眼前。
第一代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为了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还需要突破核武器小型化、发展中子弹技术。因此发展第二代核武器势在必行。
在氢弹试验成功后，1969年，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搬迁至绵阳深山中，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绵阳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
1986年初，于敏考虑到美国等核大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禁止别国做核试验，他和邓稼先向中央提出了“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复。
正是因为邓稼先、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10年宝贵的核试验时间，为提升我国核武器的水平，保障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由于我国采用了正确的核武器发展方针，使得在实际发展中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中国只做了45 次核试验，仅为美国的4%，经过、氢弹、小型化、中子弹、安全型初级五个台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引领者与设计师。
曾经有核武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他婉拒“氢弹之父”这个称呼，他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当被问及谈到核试验的成功的秘诀，于敏讲的最多的就是爱国主义。没有人抱怨，大家都想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为中国人争口气。
2012年，妻子孙玉芹的突然离世给了于敏莫大的打击和伤痛。由于长期投身保密工作，二十多年来，孙玉芹甚至一度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
每当被问及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于敏首先想到的就是妻子。“第一个亏欠的就是我的爱人，经常睹物思情，她照顾了我55年，我也对不起她。不忙的时候，于敏就经常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翻看妻子的照片。
1999年9月18日，73岁的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且作为代表发言。也正是在这一天于敏、程开甲、王淦昌等功勋科学家隐藏几十年的身份才线日上午，万众瞩目下...
听名字，看容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他自己也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因为几十年都隐姓埋名，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93岁高龄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是科研单位的重要“顾问”，他以平生所学还继续在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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